在9月25日的會見中，楊佳提供了他阿姨的電話。這是他唯一願意聯系的親人。

　　在第一次會面時，翟建了解到，楊佳已經知道自己的媽媽找不到了。他曾堅持要媽媽為他找律師，但後來法院告訴他，已經把相關的函發到了他媽媽那裡，就是找不到人。但令人奇怪的是，楊佳對媽媽的失蹤一直沒有深究。

　　國慶長假期間，翟建仔細地研究該案一審的所有材料，結合對原司法鑒定的鑒定依據——《中國精神病障礙分類與診斷標准第3版(CCMD-3)》的研究，認為楊佳的行為幾乎完全符合該標准中有關『偏執性人格障礙』等數種人格障礙的表現。

　　10月6日，長假一結束，翟建正式向上海高院遞交了對楊佳重新進行精神鑒定的申請。當天下午，翟建和吉劍青去見楊佳，向他說明了要從精神病的角度辯護。翟建擔心，楊佳是很倔的，如果不事先溝通，就在法庭上講他有精神病，他會認為是對他的侮辱，會當庭頂起來。

　　果然，楊佳不接受自己有精神病。翟建就做他的工作：有時，人的病是自己發現不了的，有些病不是說精神分裂癥，就是癡呆傻子一樣，其實有時只有某些方面是病態的，而在其他方面正常。

　　當天，翟建把一篇《試論司法精神病學中『偏執性精神病』》的文章拿給楊佳看。作者何恬，醫學學士，法學碩士，西南政法大學副教授，主要從事司法精神病學的教學和鑒定工作。

　　在這篇文章中，何恬提到偏執性精神病病人『通常有個性缺陷，表現為主觀固執、敏感多疑，容易激動、自尊心強、自命不凡，這一性格特征，導致他遇事愛認死理，喜歡抗上，不服從領導、為追求自己認定的真理，哪怕是傾家蕩產也在所不惜。』文章還提到，『偏執型精神病人的妄想內容不荒唐、不泛化，系統性強，病人的精神活動和現實社會保持較好的聯系，所以其辨認能力、控制能力幾乎接近正常。』

　　經過做工作，楊佳表示理解，保證在法庭上不嗆起來，但他要發表自己的意見，『你說你的，我說我的。 』

　　10月9日，翟建接到了上海高院的通知，10月13日開庭。他知道法院不准備再做司法鑒定了。當天晚上，翟建把開庭的消息通知了王靜榮，並將楊佳的家人要來旁聽的事情，跟法院交涉。

　　前一天，王靜榮和楊福生上書上海市政法委、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，『不同意委托上海高院強行指定的上海律師』。

　　誰來為楊佳聘請律師，在該案一審宣判之後，就成為爭論的話題。此前，9月26日一早，翟建打電話給王靜榮，告之自己接受楊佳委托成為其律師的原因。從王靜榮那裡，他了解到，楊佳爸爸楊福生也為此請了兩名律師——北京市憶通律師事務所的李勁松、劉曉原律師。而當時在電話裡，王靜榮並沒有告訴翟建，自己也為楊佳請了個律師，李和平。當天，翟建先後打電話，和李勁松、李和平做了溝通。

　　在9月25日的會見，翟建曾問過楊佳，你爸爸給你請律師，你知不知道？他說知道，但拒絕在委托書上簽字。他沒有說理由。翟建又問，一審的律師是不是你媽媽給你請的？他說當時是簽字同意的。翟回憶說，自始至終，他都沒有對一審律師表示不滿。

　　在10月6日的會見中，翟建又問楊佳：你不要你爸爸請的律師，但是他要是來旁聽你會不會接受？楊佳說沒關系，其實他聽不聽都無所謂。

　　10月10日，翟建又向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申請：為了對楊佳的精神狀況做出准確的判斷，進而確認其導致六名民警死亡的行為究竟是一種病態的表現，還是網上流傳的這是一個反政府的『英雄行為』？建議在開庭時，邀請部分精神病診療專家參加旁聽，庭後聽取這些專家的意見，從而決定是否對楊佳的精神狀況重新鑒定。

　　10月12日早上，王靜榮和楊福生到了上海。翟建給他們打電話，這是他和楊福生第一次通話。楊福生首先表示了感謝，然後提了兩點要求：

　　1、能不能讓楊佳寫個條，親自說明一下為什麼不接受我請的律師。2、要他在法庭上實事求是地講，別像一審那樣什麼都不講。

　　翟建說：第二條要求，我保證帶到。第一條我不敢保證，不過我有折中的方法——我通過做筆錄的方式，可以表達這層意思。

　　10月12日上午，翟建和吉劍青律師在開庭前，最後一次會見楊佳。為楊佳做了筆錄，部分內容如下：

　　楊佳：我爸給我請律師，我是知道的，拒絕也是我自己的決定。

　　律師：你爸對你不錯，一直供你讀書到畢業。

　　楊佳：是的，在我中專畢業之前，他是給錢的，在畢業以後，半年內也是給錢的，後來就不給了。

　　律師：沒再給過你錢嗎？

　　楊佳：起碼我沒有拿到過。我媽住院的時候，他給過我媽錢。給多少不清楚。

　　律師：為什麼不要他請的律師呢？

　　楊佳：我以為他知道。我想他應該知道。

　　律師：我後來聽說你阿姨也為你請律師，我與她聯系過，對此你怎麼看？

　　楊佳：我和你們兩個律師溝通得很好，我是信任你們的，沒必要另外請律師。

　　這份筆錄，最後經過了楊佳的簽字，修改過的地方都按上了紅手印。當天下午，翟建把筆錄拿給楊佳的爸爸看了，楊福生看後說：我也沒有話說了，我也確實看到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