數據定位

　　電商平臺的參與，則可使品牌方打假團隊獲得更多的店鋪注冊信息，提高打假效率。平臺方甚至可以結合後臺的銷售數據，經過大數據分析，描繪出售假者的活動軌跡，從而進行更准確的定位。

　　比如，阿裡巴巴的打假特戰隊在接到鄧志勇的舉報線索之後，通過大數據分析，鎖定售假者活動區域為北京市順義區楊鎮的一個社區內。

　　根據這個定位，鄧志勇帶著人開始進行實地定位。經過前期摸查，並沒有在該小區發現倉庫和制假窩點，該小區可能僅僅是一個售假窩點。於是，鄧志勇決定暫時按兵不動，繼續跟蹤調查。

　　『現在這些人非常謹慎，一般會把制假地、倉庫和售假窩點分開，而且銷售的窩點不會存太多貨。如果我們沒有查清楚倉庫的具體地點就貿然報警，警方的抓捕行動很可能就會驚動控制倉庫和制假的人，給其逃脫的機會。售假者最終也可能會因為售假金額不足5萬元而罰款了事。』鄧志勇介紹。

　　通過調查，鄧志勇發現，這一售假團伙非常狡猾，並沒有按照常規，就近設倉庫，而是將之放在了離售假窩點十幾公裡之外的順義城區，『這樣他們來回拉貨送貨的時候，如果有車跟蹤，十幾公裡的路，很容易就會被發現。』

　　此外，鄧志勇發現，每次大批量出貨的時候，制假售假團伙都會有反跟蹤的措施，『他們一般會專門安排車輛遠遠地跟在拉貨車後面，如果有可疑車輛跟蹤，他們很快就能發現。』

　　李偉認為，有了平臺方的參與，依靠其大數據分析，定位會更加准確，一般到了現場就能發現售假者的蹤跡。

　　2015年年底，李偉發現了一起涉案金額在200萬?300萬元的售假線索之後，在阿裡巴巴技術團隊的幫助下，精准地確定了售假者的地址信息和活動范圍，在廣東省順德市的一個小區。

　　但到順德市實地定位時，李偉和同事們在定位的小區裡蹲守了一周，卻沒有發現售假者的任何蹤跡。

　　『去的時候我們還是蠻有信心的，認為一定能查到他們，結果連人影都沒見到。』提及這次失敗的行動經歷，李偉的語氣中仍然流露出失望。

　　因此，李偉一行只能聯系阿裡巴巴重新進行數據分析。結合售假者一周內的物流數據，發現其活動地址和軌跡都變了，但還在順德市。

　　帶著新的地址信息，李偉和同事們再一次撲向順德，最終在新地址順利地發現了售假者的蹤跡，『原來他們剛好在一周前搬了家，到了另外一個高檔點的小區。』

　　不是每個案子都能摸清整個鏈條

　　『我們每調查一起案子，就要從源頭切斷一個制假售假鏈條。』孫亮說。

　　因此，在落實線索的過程中，他們要與制假售假者斗智斗勇，抽絲剝繭，從細微處發現端倪，摸清制假售假鏈條。

　　經過長期『戰斗』，孫亮已經掌握了服裝行業制假售假的規律。相比於其他行業，服裝行業的制假售假利潤微薄。比如一件普通女裝的造假成本一般為69元，如果是制售分開，售假者要花費100元左右纔能拿到假貨，然後200?300元放在網上賣出去。

　　『如果再刨除售假環節的人工成本，利潤率並不高。』孫亮坦言。

　　因此，服裝行業整個制假售假過程一般是由一個人、一家人或者幾個相熟的人控制。

　　制假環節采用小作坊式生產。制假者大多是在新產品上市後，立即購買樣品，然後根據樣品打板、制板，完成仿冒。商標和包裝材料則從附近的小作坊定制。

　　比如高郵案中，最終警方根據孫亮提供的線索，在前述老者經常取貨的制假窩點查獲了整整一卡車的侵權商品，包括一批原料、商標和半成品。

　　但身處家電行業的李偉則要面臨無法從源頭打假的苦惱。

　　與服裝行業不同的是，目前家電類產品的生產和售假已經實現了完全分離。比如在廣東佛山、順德等仿冒老板電器產品的『重災區』，有一些家電制造企業專門生產不帶任何標示的『白機』，然後售假者買進『白機』，在倉庫完成貼商標、包裝等工序，並上線銷售。

　　『所以警方每次行動都只能查到倉庫環節，即便是知道這些產品是在哪裡生產的，也束手無策。因為生產廠家沒有貼商標，因此也就不屬於違法行為。』李偉對此深感無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