『朋友圈』不是私事

　　在夏平一案中，湖北某建築集團的一名項目經理是通過邀請夏平打牌、送現金、送名表等手段與夏平套近乎，接著兩人成了『朋友』。

　　吳周春是經人介紹認識了商人賀某，進而結為『朋友』。

　　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刊文介紹，賀某文化程度不高，但因儀表堂堂，出手闊綽，在廣州電力系統圈內頗得人緣。賀某通過請吃喝、陪吳周春的家屬旅游等手段，很快贏得了吳周春的青睞。

　　吳周春視賀某為『鐵杆盟友』，甘心為其在電力系統內牟取巨大利益鋪路搭橋。據統計，僅在廣東電網招標的物資供應這一塊，4年內，賀某及其企業獲得的采購合同額度就達17.19億元。當然，賀某也成為了吳周春不折不扣的『提款機』。

　　重慶市城口縣人大原黨組書記、主任於少東，則是老板們通過攀親附友與其成了『好朋友』。

　　於少東在懺悔書中說：『在抓經濟發展的過程中，我與老板們的接觸漸漸多了起來。老板們的熱情和對我的支持讓我十分感動。』

　　『城口是個小地方，本地人之間或多或少都能扯上這樣那樣的各種關系。通過攀親附友的交往，一些老板就與我們成了「好朋友」、「兄弟伙」。』於少東反思道，從此以後，他手中的公權力也自覺向『朋友』傾斜。

　　例如，在錳礦老板汪某因涉嫌犯罪被立案偵查後，他利用職務影響為汪某開脫減輕罪責。為此，汪某一次就送給於少東30萬元。

　　黎平則是被『損友』拉下水的。

　　做生意的王某偶然間認識了黎平，隨後，有意識地與他多接觸。隨著時間流逝，兩人成了『朋友』。

　　王某在交往中發現，平時很難約到的『大忙人』黎平，對娛樂場所卻樂在其中。王某動起了歪腦筋，頻繁約黎平到某夜總會唱歌，並將包括鄧某在內的不同女性介紹給黎平。黎平在聲色誘惑面前，忘記了黨紀國法。

　　為了獲取更多的金錢來揮霍、包養情婦，黎平就想方設法牟取不義之財，此時，他的另一個『朋友』蔡某開始『鼎力相助』，截至案發時先後奉上賄賂款共計446萬餘元。

　　『我在經濟問題上犯錯誤與和蔡某的結交有著直接關系。』黎平在悔過書中反思說。

　　那麼，面對『朋友』的各種誘惑，一些領導乾部為何不能警覺，反而執意走上腐敗道路呢？

　　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廉潔研究與教育中心副主任杜治洲告訴《法制日報》記者，從這些現象可以看出，一些領導乾部周圍的『朋友』對腐敗的發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。正是在雙方長期的不正常交往中，這些『朋友』一步步把一些領導乾部『拉下水』。

　　『外因僅是起到影響作用，內因纔起決定作用。一些領導乾部理想信念不堅定，纔會落入所謂「朋友」的圈套。』杜治洲表示。

　　莊德水分析認為，很多人親近領導乾部，往往是看重他們手中的權力。朋友圈表面看似乎是領導乾部的私人事情，但是實際上關乎公共利益。之所以出現這種不正常關系，還在於一些領導乾部的權力過大，缺乏有效制約和監督。

　　從制度上劃出界限

　　落馬後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綠化委員會原副主任彭振華說：『回想自己走上違法犯罪的過程，回想自己與所謂的朋友、熟人從吃喝到利用職權為他們謀取利益，到自己不計後果地收取不義之財，真是不堪回首。』

　　福建省南安市委原書記駱國清發現：『更為可惡的是，這些企業家給我送錢，並不是因為與我感情有多好，其實都有目的，是地地道道的權錢交易丑劇。』

　　成都高新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原董事長、總經理平興，則是將自己封閉在一個小圈子裡，與『圈內朋友』結成利益共同體。未曾想大難臨頭各自飛，將自己供出的，正是所謂的『朋友』。

　　甚至有落馬領導乾部幡然醒悟：『少與商人打交道。他為了自己的利益機關算盡，他在與你接觸中總是施以小利換取大利。當你有權時，弟長兄短，一旦你失去權力之時，他會加足勁，把你踢得很遠很遠。』

　　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就此現象提出，廣大乾部面對紛繁的物質利益，要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，『官』『商』交往要有道，要劃出公私分明的界限。

　　如何從制度上劃出『官』『商』公私分明的界限呢？

　　杜治洲認為，一方面，領導乾部在面對『朋友』交往時，一定要保持高度警覺，保持清醒的辨別力和堅定的控制力，嚴於律己；另一方面，可以考慮在黨規層面規范領導乾部與商人之間的過密交往，豎起一道『防火牆』，防止領導乾部被『圍獵』。

　　莊德水告訴《法制日報》記者，一方面，領導乾部要提高自身鑒別力；另一方面，從組織管理上，需要對領導乾部八小時工作外的交際進行時時監督，但並非是侵犯私人領域，而是起到一個警醒的作用。

　　莊德水還建議，可以建立相應的制度機制，比如要求領導乾部在報告個人事項上增加一欄，把可能產生利益衝突的朋友關系填寫其中，這樣也有利於保護領導乾部。

　　接受采訪的專家認為，淨化畸形官商『朋友圈』，還是需要從制度上厘清權力邊界，鏟除權錢交易、官商勾結的土壤，劃定領導乾部正常交友明確而具體的邊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