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覺得走對了”
今年1月,裴洪崗盤算著辭職時,上海市委書記韓正在上海兩會浦東代表團的小組審議上發問:“兒科到底怎麼樣了?兒科醫生去了哪裡?”
去年冬天,上海市新華醫院貼出通知:“兒科急診內科等候時間需要6小時,有高燒的小朋友請先服用‘美林’”。與此同時,北京、南京、廣州都有醫院因兒科醫生緊缺而被迫暫停急診、甚至關停兒科。
“要看兒科醫生情況,去招聘會上轉一圈就知道了,求人家,人家都不留簡歷。”一位兒童醫院宣傳科負責人苦笑著說,招不滿人是常態,“想招100個,最終能招來三四十就不錯了。”
裴洪崗也直言:“都是去不了別的地方纔到我們這來。”他是最後幾屆兒科系畢業生之一。而今,班上40個同學中,仍然從事兒科的已經不到一半了。
做了30多年兒科醫生的全國政協委員、北京大學第一醫院副院長丁潔回憶起,自己剛畢業的時候,放棄了內科、外科的邀約,選擇了兒科。因為兒科的治愈率最高,“孩子們病著來了,然後蹦蹦跳跳地離開。”
丁潔動情地回憶起,第一次向患兒家長告知壞消息的情景。當時她只是個年輕的住院醫師,說出“紅斑狼瘡”幾個字時,孩子的媽媽低下了頭,“我看她要哭,就想勸她,結果一難受自己先哭了出來。”結果那個家長反過來安慰她。“那時醫患關系就像家人一樣。”丁潔說。
裴洪崗也時常被患兒家長感動。但自工作以來,他無奈地看著病歷越寫越長,醫生與患者之間的溝通時間卻越來越短。殘酷的現實是,在醫患關系緊張的當下,病歷往往成了醫院和醫生保護自己的最重要防線。
裴洪崗只能一邊每天花四個小時寫病歷,一邊在微博上做白日夢:“等我有錢了,我要配一個保鏢防醫鬧,配個秘書寫病歷,再配個律師審病歷。”







